“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”首成独立案由 法律站在“她”这边

　　周末侃

　　法律站在她这边

　　张静雯

　　两年前，被中国粉丝称为“霉霉”的泰勒·斯威夫特打了一场“漂亮仗”。“霉霉”控诉前DJ大卫·穆勒于2013年对她实施性骚扰，最终胜诉。不差钱的欧美歌坛小天后只提出了一美元的象征性赔偿要求，但这一美元着实沉甸甸的。要知道，这么一桩纠纷，前后发酵了四年，期间DJ还因为丢了工作反过来索赔，性骚扰事件里的常规狗血戏码，几乎都做足了。

　　小天后奉陪到底，毫不退让，全世界的妇女同志都感到振奋，法律最终站在了受害女性这一边。

　　近日，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对“明星社工”刘猛性骚扰案做出一审判决，认定其存在性骚扰行为，令其在判决生效起十五日内向受害人口头或书面赔礼道歉。

　　这起案件在此起彼伏的新闻列表里几乎没有存在感，但它有两个不可忽视的背景：其一，去年夏天，化名刘丽的受害人在提起诉讼之前，曾公开举报刘猛；其二，2018年12月12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《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》，“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”首次成为独立案由。刘猛一案是公开报道中第一起以性骚扰为案由审理并宣判的案件。

　　增加一个独立案由，在条文上体现的不过是短短一句话，但对于性骚扰受害者来说，却意义非凡。以往性骚扰案件中常用的名誉权、身体权、一般人格权等，常常难以与性骚扰的情形准确对应，受害人想起诉，可能连第一道门都进不去。

　　站在原告的立场上看，这算不上一场“大获全胜”的官司，一来刘丽的精神赔偿要求未获支持，二来刘猛所在的机构“一天公益”的连带责任，也没有在此案中被追究。但比起霸占热搜、陷于聒噪的口舌之争，由法律出场，澄清性骚扰中的争议与歧见，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正向的反馈。

　　一审宣判之后，刘丽及其代理律师都谈到庭审中的一个细节：对方律师出示了刘丽微信朋友圈的部分转发与言论，试图以此对她进行道德评价，还提交了刘丽与刘猛“友好互动”的证据，想以此证明性骚扰不存在。从一审判决结果看，法官显然并未采信。聚讼不休的“荡妇羞辱”和“完美受害人”想象，被默默回击。

　　除了独立案由的使用，举证难困境也在此案中被努力克服。比如刘丽质问刘猛的短信，以及多年后刘猛道歉的信息，都作为“反应证据”，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
　　这个“赔礼道歉”的判决，在法律上或许没有太多瑕疵，却给受害人带来了些许意外的困扰。比如，有人因此觉得这事儿原本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甚至认为这不过是日常交往中的“小摩擦”，本该自己消化处理，何必闹上法庭。

　　法官认定的“性骚扰”，为何还是会被一笑置之？刘丽遭到骚扰之后，曾经和“一天公益”负责人，以及自己的男朋友都倾诉过，可都被“劝”这是误会，没有人鼓励她去报警。

　　去年媒体做过一个统计，2018年初一直到8月，涉及性骚扰的14起民事案件中，没有一起是被骚扰的受害者提起的诉讼。其中3起案件，是受害者的好友或丈夫因为打伤加害者被告上法庭，其余诉讼，都是加害者“不服”。他们被投诉性骚扰后遭到辞退，和原公司打劳动争议纠纷官司，或者因为被指控，认为自己名誉受损。

　　这一方面是受害者维权困难的侧证，一方面也隐含这样的逻辑与观念：所谓“性骚扰”，不过是女性过于敏感，举报揭发反倒是小题大做，因此遭受损失才是真的冤。

　　好巧不巧，揩油泰勒·斯威夫特的那个DJ好像就是这么想的。他当年吿斯威夫特损害名誉，开口就要赔300万美元，“手滑”一下就人生急跌，这位宝宝心里委屈。

　　对性骚扰的暧昧态度，究其本质，是无视女性的性自主权。刘猛的律师已表示将会上诉，不过，这个曾经的公益明星的麻烦不止于此。另一位受害者对他的控告，可不止“性骚扰”这么简单。有的时候，骚扰甚至侵犯都更加隐蔽，也更易逃脱惩罚，那些未尽的疑问，要交给谁来解答？

　　平权终归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，所谓胜利，必然不是让男人们身败名裂。法律会站在正义一边，但法律更多只能在技术层面提供帮助。如果不能反思不公平的性别结构，无法来一场深刻的“性自主权”教育，再炽烈的热潮，恐怕也会以遗憾收场。

　　斯威夫特是万众瞩目的流行歌星，毫不意外，她的私生活总是被拿来嚼舌根。2014年，就是遭遇“咸猪手”的第二年，她写了首歌，叫“shake it off”，霸气宣誓“姑娘我就是这样，你管呢”。简单粗暴，可话糙理不糙。道理很通俗，为什么总有人装作不懂呢？